1.音频传播史上的第一次飞跃，是传播者与接受者从原始状态下的必须同时在场，声音随传随逝，传之不远，变为传、受双方可彼此分离，音频无远弗届，且能永久存储，反复播放

大自然的各种音频传播，尤其是人类的语言/语音交流，是个体与外界建立连接并进行信息交换的重要方式。但直到19世纪中期的漫长历史中，人类的语言和其他各类音频都是随传随逝，声源/传播者、传播媒介和接受者三大原始要素必须同时在场才能实现有效传播。

颠覆性的科技发明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1877年7月，出生于苏格兰的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在美国成立第一家固定电话公司，预示着“朋友们各自留在家里，不用出门也能互相交谈的日子就要到来了！”同年8月，美国人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发明留声机，标志着“会说话的机器”——录音设备将可为人类提供音频的存储服务。借助无线或有线的运载，声音仿佛插上了翅膀，无远弗届。而蜡质圆筒、唱片、钢丝录音带等存储介质的次第发明，也使音频的刻录与再传播更加便利。

在上述技术成熟的基础上，无线电广播于1920年代开始从实验室走向民间，音频的跨国乃至跨洲传播成为新常态，“无线电的发明，提供了一种不像报刊那样依赖印刷和水陆运输的远距离交流工具，而且无线电是不一定要识字的听众也能听得懂的。国家的领导人——特别是在发生危机的时候——很快发现了通过无线电可以直接向人民发表讲话的好处，而不必等报纸来报道他们的发言。最初，收音机主要是一种娱乐交流工具；特别是，它造就了大批新的音乐和戏剧爱好者。不过，到了30年代，使用无线电进行新闻报道开始变得重要起来，于是新闻业中出现了一个新的部门”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无线电广播成为继海、陆、空三大战线之后的“第四战线”，在打击敌人、争取盟友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通过对音频生产与传输、存储与接收系统的改造，音频传播取得了史无前例的突破，在传播效能上获得极大提升。主要体现在：第一，传播的范围扩大；第二，原始声源可通过声波转码，实现音频存储与延迟传播，从而在音频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完成了从空间到时间的完美剥离。

2.音频传播史上的第二次飞跃，开启了互联网环境下人人皆传者/受者的模式

在众声喧哗中，音频传播的各要素均被“增量赋能”，被重新排列与组合，产生了许多新的内容与形式。这次变革发生在移动电话及互联网等新兴技术引入之后。以信息科技为先导，移动电话让人们不再固守于家中，而是可以随时随地与远在千里的对象即时交流，从“定点”传播转为“动态”传播；以互联网为基础平台，语音信息、音频App、有声书、音乐网站、音频翻译软件等多种音频样态被不断研发出来，各类音频呈现爆炸式增长。互联网时代的音频传播，从生产到接收的各个环节均被不同程度地“赋能”，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加错综复杂，音频传播的生态变得丰富多元。

如前所述，固定电话作为人类声音的延伸，除了在传播介质中增加了“电话”外，并未改变人际传播的基本结构。留声机、录音机与广播则不仅克服了音频传播的空间局限，还改变了传统音频传播的结构与功能：前者可将声音永久保留，反复播放；后者善于把各类声音进行深度加工，生成源源不断的信息之流，在分门别类之后，再将其定期、连续地传送到听众耳中，从而引发音频传播的功能变化。但广播只能顺时线性播放，听众无法选择，也不能倒回重听，是少数人生产并传播，多数人被动收听；节目顺时播放，听众反馈渠道不足。这样由专业人员精心制作音频内容后所实行的大众传播，显然属于少数人的“专利”。由这种传播逻辑所生成的受传者一方——“听众”概念本身也意指了一种被动接受的角色。广播业后来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注重传播硬件的扩容与传播“软件”的加量提质，研发出了调频广播、调幅广播以及数字音频广播等新兴技术，采取了广播系列台或频率专业化等手段，目的在于加强节目的容量、质量，提高音频传播的深度与精度。但单向传播与大众传播的模式多年未变。

互联网与移动通信技术颠覆了传统广播的传受不平等关系。“数字技术的发展让广播更具有可移动性。移动互联网与通信技术的进步逐渐构架了广播等新兴移动平台。”②在传统的广播时代，“听众”是音频接受者的对应词；到了互联网时代，“用户”成了音频使用者的替代语。不止传统广播，大量过去的听众也作为用户参与使用各类音频平台，“在互动中完成了音频内容的共构和情感交流，获得全新的体验与满足”③。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用户可自主生产音频，上传和存储音频，自主选择与播放音频，从而与传统的单向广播形成不同的传播关系。仅在过去的2018年，移动音频的用户就“连续12个月稳步增长，全年涨幅50.3%”④。

音频传播的内容与形式此时也出现了质的飞跃。在移动音频平台传播的内容中，既有传统的广播音频，又有一些新型的音频。传统的广播音频被互联网“赋能”后，可传到更加广大的区域，家乡的声音可在地球的另一端接收。蜻蜓FM、收音机广播电台、FM收音机等音频聚合平台建立，则推动传统广播向网络广播转型，同时也助推了个体音频、网络音频直播等新的类型。而人声模拟技术的出现，则意味着虚拟音频生产的成功。如由日本乐器制造商雅马哈公司开发的电子音乐制作语音合成软件，只要在软件中输入音调和歌词，就可以合成出人类声音一样的歌声。随之出现的“初音未来”“洛天依”“言和”等网络虚拟歌手，为人类音频传播掀开了新篇章。

3.音频传播史上的第三次飞跃，是人机交互与机器交互等新传播样态的涌现

5G技术与AI的成熟，是音频传播再次进阶的技术平台。5G技术将进一步推动万物互联，生成海量的音频传播新场景。AI主要研究的是如何令计算机模拟人的某些思维过程和智能行为，实现更高层次的应用。目前，音箱作为人工智能的基础性语音交互设备已得到广泛应用，语音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交互手段。而在融媒体、全媒体的规划与布局中，音频与文字、视频等其他媒介形式正进一步深度融合，在为用户带来全新体验的同时，也对人机混合生态中信息的立体呈现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种人机交互式音频的出现，再次刷新了音频传播的历史。人与机器进行语言交流，彼此即时互动，在“复制”了人际传播模式的同时，也创造出自然之外的新的声源和音频的传受者，等于加入了新的传播要素，拓展了音频传播的场域。

音频传播的升级迭代是科技发展的产物，也是人类运用增量思维解决信息传播难题的结果。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陆续发现了石油、天然气等新能源，发明了机械、电子等新设备。利用这些新能源和新设备，整个社会的价值总量得到巨大提升，原始的能量供求关系与存量竞争模式被打破。其中内嵌的增量思维，也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价值遵循。

借助这一认知方式，人类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不断拓展思维边界，一步步将声音从原始状态的传播桎梏中解放出来，传播介质从人类与生俱来的语音/语言，到电话、唱片、录音及无线电广播，再到今天借助互联网和移动电话架构的社群传播网络，多种媒介累加使用，克服了原始音频传播的时间与空间阻隔。科技还将进一步解放音频传播的生产力，使人类不仅可像传统媒体时代那样使用与消费音频，还能在线生产、创造和分享、反馈音频，形成人际对话、人机对话的多种传播场景。各音频应用平台目前对其垂直产品生态体系的重视与打造，如“在直播中搭建网友交流互动的弹幕和打赏工具，在文化类音频产品下拉列表中设置留言与评论对话框，在游戏类、健身类节目中设置分数评比与社交链接分享等”⑤，初心与目标都在于建构移动互联场景下的人际传播关系，增强平台与用户、用户与用户之间的黏性，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和全效媒体场景奠定基础。

依此类推，未来的音频传播业仍是一个巨大的增量市场。

首先，智能媒体生态下，人人都是音频的生产者和上传者、消费者，形成一个边生产、边消费、边分配的协同共创的全新传播模式，在形成海量音频信息的同时，也对专业音频工作者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专业音频工作者一方面可在音频出版、音频新闻与娱乐、传统报业音频化以及声控装置等方面继续挖潜；另一方面还应进一步解放思想，改变内容为王的传统思维，从“供给侧”改革入手，在生产者、传播者、音频存储与传播形式、接受者的关系重组中寻找变量和增量。如从声源与音频生产的角度看，AI主播、智能在线语音翻译等的市场刚刚起步，仍有巨大的发展与改善空间。从音频本身看，声音传播既解放了我们的双眼、四肢和大脑，又适应快节奏生活、多线程利用时间的现代网民需求。移动电台应用的伴随性特征就较好地满足了用户的碎片化收听需求，因此受到众多音频爱好者的追捧。而在音频的存储与传播方面，也将会有更多更优质的发明来帮助音频的存储与传播。

其次，业余的音频生产者或用户一方面可利用丰富的网络音频，接收新闻，消遣娱乐，增长知识，开拓视野；另一方面则需守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相应权利，遵守各项法规和规定。在此基础上，普通用户也可以借助音频平台实现盈利。如一些用户在喜马拉雅、蜻蜓FM上的讲故事、读名著、教外语等音频，在获得较多的收听后得到平台的广告分成。相信未来会有更多普通人从音频分享中获得收益。

回首音频的升级迭代之路，不免令人想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传播问题研究会1980年发布的《多种声音，一个世界》报告。其所倡导的“朝向更加公正、更加有效的世界信息与交流新秩序”虽尚未得到有效落实，但互联网科技的发展在整体上拓宽了人类信息的传播渠道，降低了信息传播的成本；而音频传播队伍及信息流的壮大，也大大降低了信息接收门槛，惠及“上至八十三，下至手里牵”的广大用户。可以预期的是，按照简洁、通用的基本法则和增量思维的认知逻辑，声音作为人类初始状态的第一交流媒介，还将在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成为人与人、人与机器乃至机器与机器对话的基础媒介，从而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文章摘自《青年记者》7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