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媒体的融合发展及其与知识生产的关系变革，使国家传播治理的现代化成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

媒体在国家制度的建立、推广、执行效果等各方面都扮演着重要的信息传递角色。国家制度的建立离不开媒体对社会各阶层真实情况的反映，国家制度的推广离不开媒体这个上情下达的“声音放大器”，国家制度的执行效果更离不开媒体对制度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和反馈。一直以来，媒体不仅是国家传播治理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参与者，还是党和国家传播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McLuhan)对传播媒介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精辟论述：媒介本身就是真正有意义的讯息，媒体对于媒介工具的充分把控使其能够将特定信息有效地传递出去并尽可能地被最大范围的受众所接受。它不仅是海量信息的承载者，在信息传播方面也拥有足够的主动权和落地量。

这一特性也使媒体成为党和国家传播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媒体通过传达正能量、符合主旋律的信息，能使人民群众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媒体也是大量信息的监督者，媒体可以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实时对线上线下信息内容进行有效监督，有助于实现信息传播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

当前，随着融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受众对象、传播技术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媒体传统的传播实践明显已经无法充分满足国家传播治理现代化的新要求，传播者、受众、信息的内容形式、传播渠道等传播要素在全媒体时代都已经全部被重新定义，要想达到新时代党和国家传播治理现代化的新要求，必须将眼光转移到媒体的深度融合之上。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巨大变革，数字化与信息化的触角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互联网发展与变革给人们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极大便利，与此同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互联网的依赖也越来越强，数字化和信息化早已融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成为当下人类一切生活实践的背景和底色。作为数字化与信息化载体的网络和手机已经成为中国多数民众的生活必需品，而从PC端、手机端输出的就是高度融合的新媒体产品，快手、抖音等交互性极强、操作简易的手机直播App迅速走红，颠覆了表现形式单一、互动性较弱的传统媒体产品曾经在人们心目中的牢固地位。

媒体融合与否、融合深度如何直接关系到媒体本身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党和国家传播治理的现代化进程。媒体若继续沿着大众传播的思路发展下去，必然无法适应当前传播生活常态，更与党和国家传播治理的现代化方向不相融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加大对媒体融合发展的支持力度。各级宣传管理部门要改革创新管理机制，配套落实政策措施，推动媒体融合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不断提高治国理政能力和水平”。媒体成功融合以及各级领导干部同全媒体打交道能力的提升与党和国家治国理政水平的提高密切相关。

很多人认为，媒体融合是传统媒体的“升级再造”，其实不然。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在全新的思维下进行的一场信息传播领域的真正“革命”。

“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在当前这个全媒体时代，“全”已经不能简单理解成媒体种类上的“全”了，而是指“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仅仅以各种媒体因素的相加和融合的思维已远远落后。客观事物运动的全过程被记录下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所有形式同时展现，人人都是信息交互过程中的参与者，媒体平台的功能空前丰富……所有这些构成当下全媒体的真正要义。

首先，在当下这个全媒体新时代，随着用户兴趣和偏好向移动端转移，媒体的融合发展要顺应互联网发展大势，遵循移动优先原则。所有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应本着“读者在哪里，受众在哪里，宣传报道的触角就要伸向哪里”的原则，实现宣传主阵地的顺利转移。其次，随着现代受众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对服务质量要求的提高，媒体的融合应当全面融合报纸、电视台、网站、客户端、微博、微信等平台，给用户以全新、全方位的感官体验，向着让受众更加方便、快捷、高效、愉快地享受服务的方向努力。再次，媒体的融合要求媒体在体制机制上作出创新，要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完成流程优化、平台再造，全面整合一切优质资源，使媒体整个体制机制发生质变。最后，媒体融合还要紧跟技术发展，媒体要探索将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从而更好地适应全媒体时代的新要求。

新中国的信息传播治理逻辑发端于革命战争年代，以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思想中宣传、动员为基本的思路。这种思路在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经历过一些变化，但是其基本理路逐步在媒介制度化的实践中传承下来，在党的十九大之后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力量优势。而媒体融合趋势使得主流媒体的事业、产业、知识传承等发展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再次发生变革。这种变化被称为“守正创新”。“守正”使得传统主流媒体在这一场变革中取得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基于主体性信任使得主流媒体更加容易在政策、资金上获得巨大扶持，而“创新”思路，也有助于主流媒体开发出独具特色的融媒体产品。例如，通过获得政府内部信息和大数据作为开发融媒体产品的基础，政府重大活动的“独家”采写与传播，等等。政府给予资金上的扶持可以帮助主流媒体引进全球最先进的人才、技术和设备，从而在“硬件”和“软件”上更胜一筹。更重要的是，在“创新”的思路下，党和政府内部原有的信息传播工作分工边界在逐渐消失，这使得传统媒体发展可以更加游刃有余。

同时，在当前信息洪流纵横肆虐的时代背景下，大量信息真假难辨，尤其是某些具有商业化运作背景的媒体为了抓人眼球“不择手段”，要么发布一些未经核实的爆炸性消息，要么模糊了事实与广告的界限，此时广大受众往往会到主流媒体那里核实确认信息的准确性，这会给主流媒体带来很多展示高质量产品和内容的机会，主流媒体如果能够利用好这方面的优势，便会进一步聚合受众注意力。

主流媒体应充分发挥原有基因中体制性优势因素，不但要在传播实践中推进融合发展，还要逐步深度参与到地方政治传播和国家传播治理的层面中，才能在发展自己的同时，推动国家传播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无论是媒体自身，还是置身其中的媒体管理者、工作者以及媒介教育工作者，都应该意识到巨变已经到来。在“守正创新”的话语与实践逻辑下，国家传播治理现代化的洪流，正在为国家与民族发展、为每一个参与其中的机构与个体提供全新的历史性机遇。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